2013届毕业生已经陆续离校，但是对于广大高校及其学子而言，“史上最难”的就业压力并没有消失。前不久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，未来5年，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将保持在年均700万左右，约占新进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一半，青年就业压力仍不容小觑。有媒体将其解释为“最难就业季或将再持续5年”。
虽然仅从就业规模人数判断就业难否，有一叶障目之嫌，但是就业形势将持续严峻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在上届已毕业、新一届尚未开始的“喘口气”工夫里，我们要去反思，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在什么地方，与经济减速有何关系，是不是屡屡被诟病的大学扩招。只有找到症结所在，才能开出治病药方。
就业问题，从来都是宏观经济的问题，跟经济增长、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相关性。众所周知的一条规律是，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，大体可带动80—100万人就业。当前，我国经济增长放缓，今年GDP预期增长目标为7.5%，对就业的拉动力降低，企业用工需求下降，就业岗位有所减少，自然会增加大学生求职难度。
不过，经济减速不是“史上最难”的根本原因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产业结构失衡。长期以来，我国经济形成了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，现代服务业一直偏弱，仅占国民经济比重的40%多，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0%—60%的水平，更低于发达国家70%的水平。低端制造业对人才受教育程度要求相对较低，就业主力军自然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，无法为受过更多教育的大学生提供适合的岗位。而第三产业，尤其是现代服务业，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阵地，研究表明，国内第三产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，能带动70万个就业岗位。近几年，媒体屡屡炒作大学生就业竞争不过农民工，其根源不在于大学生，而在于产业结构更有利于农民工，而非大学生。这从反面说明，调整产业结构，拓展第三产业，能够释放大量的就业岗位，推动大学生就业。
大学生就业难，还受到社会观念、市场环境的深度影响。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、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等传统观念，体制内外有别的用人制度以及北上广与中小城市在资源配置、机会获取方面的差别，导致当今大学生就业存在重国企公务员、轻中小民营企业，重知识、轻技能，重北上广、轻中小城市等倾向。毕业生追捧进国企、考公务员、留在北上广，而无意中小城市、民营企业，这也客观上造成了“招聘难、就业难”并存的结构性矛盾，一方面中小城市及企业求贤若渴却无人可用，另一方面大学生有业不就、自愿性失业。有专家据此建议，大学生要降低就业期望，从基层做起。这话当然有道理，不过，更为根本的是要打破“三六九等”的用人观念和制度，营造公平开放的社会环境。
很多人将史上最难就业季的罪魁祸首归结于大学盲目扩招，这恐怕似是而非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我国保持多年高速发展，吸纳700万大学生就业似乎不在话下。从逻辑上而言，大学扩招，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，应当更有利于他们就业。
因此，大学生就业难，从教育领域找问题，不在于大学扩招，而在于扩招后培养的人才不适应社会需要，从而造成学生的“滞压”。扩招后，部分大学难以同步补充师资、设备等资源，造成优质教育资源被稀释，人才培养质量下降；当前的高教管理体制下，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，不能紧跟劳动力市场供应变化调整专业、课程设置，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，造成部分专业供大于求，增加学生找工作难度。这些年，英语、法学等热门专业相继亮起就业红灯，就反映了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错位。要破解这一矛盾，就要大力推进高校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让培养的人才更符合社会需要。
归根结底，大学生就业难牵涉到经济发展、市场环境、教育制度、户籍制度等盘根错节的问题。解决就业难，仅靠教育部门一家之力、单打独斗恐难奏效，政府部门应当统筹考虑，以改革求发展，以发展解难题，凝聚政府、市场、高校等多方合力，共同推进大学生就业工作，给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片放飞理想、追逐梦想的广阔天地。
